因为有崔健：中国摇滚世界第一 !!!!(转)

SexPistols

不管今天人们用什么样的标准和角度来评判崔健，有一点是人们认同的，那就是崔健是中国流行音乐过去十年中最难以忘怀的名字。而且，他的音乐，他的人，总是因为充满神秘的色彩而让人捉摸不透。他一直是众人所关注的焦点，但是最近几年，在喧闹、繁华的歌坛的映衬之下，崔健显得有些失落，就像他现在地处繁华闹市的一间不起眼的地下室里自己的公司一样，这是否就是崔健在今天歌坛位置的一个象征呢？在今天这一代人的眼里，崔健确实被冷落到“地下”了，因为有更多的“地上”的明星在骚扰着人们爱追逐的心。

但不管时空怎么转变，崔健还是崔健，他今天变得不神秘了，不焦点了，他看上去好像没有了过去的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了，但他的音乐依然是像一把刀子那样锋利，只不过在崔健挥舞着这把刀子的时候人们有些无动于衷了。崔健已经不躲避记者，他愿意坐下来和采访他的人交流，他希望人们都明白现在的崔健在想什么，做什么。

（一）

和所有第一次听到摇滚乐的人一样，崔健第一次接触摇滚乐时也被这种音乐所打动。他初触摇滚的时候，也是他创作的开始，这对他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而摇滚乐对他最大的启发是：它的创作比较自由，跟个人关系比较近，所以他首先想到的摇滚乐是个人与个人交流的东西，“感觉一下子把自己与音乐的关系拉近了。对我有一种安慰、鼓励，有些东西是无法用语言能形容出来的。”崔健在回忆他最初听摇滚乐时的感觉说。

毕竟，当时的崔健以及整个那一代人的自我意识并不像现在这么强烈，但崔健很快从当时也说不清是哪些人唱的摇滚乐里悟出了摇滚乐对一个中国人的真正意义所在，并在他后来的创作中不断地坚持和完善了下来。

谈到创作，崔健说：“当时的创作状态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描述，像讲故事一样，做完音乐就会填上词，这其中的关系是比较微妙的。”他今天坚持的一个观点是："音乐是生理上的东西，首先要对生理上产生刺激。"但当时崔健对摇滚乐的认识是：“摇滚乐是一种文化上的东西。”这种由文化到生理的转变，恰恰是他不断解放自我给摇滚乐注入灵魂的过程，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从他的三张摇滚专辑能明显地感觉到变化的原因。

当崔健明白了摇滚乐对他的真正意义的时候，他便义无反顾地沿着自己的路走了下去，而且越走越远。他说：“我坚持一点，尽可能坚持走自己的路，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不可能考虑周围，做这三个专辑都是按自己的路去走，想法都是一个样的，没什么变化。”虽然崔健坚持认为他没有什么变化，但他补充说：“我的批判意识越来越强，当初也许不太自信，可能感觉不太多，现在更极端，表现得更舒服一些。”

（二）

人们不会忘记在1986年崔健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情景，他身着绿军装，这是当时在北京最时兴的一种流行服饰，但这种装束与他的音乐和所处的场合是那样的不协调，中国摇滚乐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不协调的背景下宣布诞生了。在此后几年中，崔健演出一直是这套行头。忽然有一天，当人们发现崔健不再这样披挂上阵的时候，才隐约地感到，崔健的音乐有了某种变化。而当时与他的衣着相映成趣的是，他的演出灯光，专辑封面以致于他的歌，都流淌着红色调，这也因此被人们理解成另外一种意思，成了他早 期音乐的象征和标志。但崔健现在否认他自己刻意去这样做，只是觉得这样很舒服而已。

1986年国际和平年演唱会，开始了崔健在一个时代的神话。在那次演唱会上，崔健第一次公开了他的《一无所有》，这首歌在当时没有借助任何宣传手段的情况下，其流行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影响之大堪称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一个奇迹。正因如此，这首歌后来也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和现实意义。在今天看来，《一无所有》里表达的情绪恰恰吻合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心态──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当中国人固守的传统观念正被一步步打破，新的观念和价值体系尚未建立的时候，那代人的精神上好像被洗劫一空，"一无所有"是80年代青年茫然无助的最好写照。而与《一无所有》同时发表的另外一首《不是我不明白》则更直接地反映了当时的人们的心态。这两首前所未有 的作品出现，宣布了中国摇滚时代的到来。

这首歌的广泛流行和崔健的沉默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崔健很少抛头露面，这使人们对他的兴趣越来越浓。终于，人们迎来了崔健1988年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的演唱会，盼望已久的歌迷和崔健一同享受了他那简陋、不成熟但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激情的摇滚乐。这场演出所带来的连锁反应是巨大的，人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一个事实，以崔健为首的摇滚乐在中国已经牢牢地确立下来。之后，有关崔健的种种传言又使他成了一个神秘和传奇的人物，崔健的摇滚神话开始谱写了。1989年3月的北京北展剧场的演唱会和90年为亚运会集资巡回演唱会再次把崔健推到一个明星和焦点的位置。

（三）

在过去的十年中，崔健总与这个时代保持着一种反差，就像他的音乐，1986年，他为中国流行音乐带来了全新感觉的《一无所有》，他成了一个偶像，一个时代青年的代言人。同样，1994年，他的《红旗下的蛋》让那些甚至是崔健最铁杆的歌迷对他产生了怀疑──人们不习惯他在所有的人都有气无力的时候拿出这样一张充满力量的专辑──因为今天的人已经没有那个精气神了。

但是崔健并没有退缩，这十多年来，崔健和他的音乐一直遭受到种种误解，无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在这误解的十年，崔健没有妥协，他甚至用强硬的、极端的音乐在有力地回答着每一个人，在他正在酝酿的新专辑中，他可能还会更极端。

当然，崔健的音乐并不是在他脱下绿军装换上花衬衫之后才意味着有了变化，如果我们能仔细地回顾他在这十年中出版的三张专辑的话，不难感到，他在不停地改变着自己的音乐。不管他用什么样的音乐形式来表现，都是从他灵魂里发出的声音。

所以，崔健的三张专辑是他三个时期对摇滚乐认识的总结，为人们展示了三个不同的音乐空间。1989年4月，崔健出版了他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最经典的专辑，在当时的条件下，这张专辑的制作几乎是完美无瑕的。相对于他后来的两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更多地表现在崔健重塑自我上，如《从头再来》、《出走》、《不再掩饰》、《假行僧》等，这些作品都可以用他的一句歌词以蔽之：“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是崔健自我意识觉醒后的宣言，歌词具有强烈的煽动性，音乐的旋律也十分吸引人。那种全新的感觉在当时所引起的共鸣是那样的强烈。而且，那确实是一个需要从头再来的年代。在音乐上，崔健还没有像他后来那样极端，他当时对摇滚乐的理解全都表现在他的音乐里了。

而1991年出版的《解决》则展示了崔健咄咄逼人的一面，这次他来得更直接一些，对于听惯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人来说，尽管《解决》中有一半的作品是他在第一张专辑之前创作的，仍然保持着强烈的旋律性，但崔健的演唱和编曲方式一时是难于被接受的，它听上去粗糙了许多，他几乎更换了所有的乐手，在崔健的这十年来，他以不停地更换、组合乐手的方式，试图通过这种变化来寻求他在音乐上的感觉，对他自己来说是成功的，但对于听众来说则是无法忍受的。但《解决》在音乐上比《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更有力度。在《花房姑娘》这首歌中崔健已经开始了他所特有 的含蓄的象征性叙事歌词的创作手法，在这张专辑中已经体现得更加明显，像《这儿的空间》、《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一块红布》，在他的这种创作中，他从不会给人一个明明白白的结论，他只是描述一个含义不确定的故事特征，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得出一个结论。尽管《解决》中有几首相当经典的作品，但整体上，它并不成熟，这仅仅是崔健在音乐的过渡时期──他既想建立些什么，又想放弃些什么，但一切来得都不彻底。

《红旗下的蛋》是一张来得十分大胆的专辑，人们看到了一个“面目全非”的崔健，它让人们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接触过的摇滚音乐语言，他走的更加极端，更彻底的不妥协。音乐上是相当精彩的，乐手出色的表演甚至掩盖了崔健的光辉，中国的民族乐器第一次在中国的摇滚乐中舒展地体现出来。如果说《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在制作上做到了力求精致的话，那么《红旗下的蛋》中的崔健已经把音乐挥洒的十分自如了。而与前两张专辑更不同的是，在今天人们逃避现实去营造空虚的世界时，崔健却更加关注现实以及对现实的批判，正如他没有迷失于西方的摇滚乐之中一样，他的眼睛也没有迷失在今天现实的浮华之中。他的音乐也没有妥协于现实的压力，他仍然能以冷静、敏锐的眼光来剖析这个世界，这是崔健在这张专辑中最难能可贵 的地方，也是崔健三张专辑中最具思想性的一张。

是的，只有崔健在十年里拿出了三张精彩的专辑，如果这十年没有崔健的话，中国的音乐将是多么的寂寞和无聊。

（四）

崔健从不妥协，无论是对音乐、对商业，还是对社会，这一点，连西方的摇滚歌手也无法做到，因此崔健能有一个十分自由的空间。进入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的确立，商业与文化的衔接，人们的思维、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它也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审美习惯。在商业行为的运作中，流行音乐与摇滚乐、商业与艺术、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冲突日益显露了出来。短时期的商业成功使人们更加坚信快餐式的、时尚式的东西是人们真正需要的。一些肤浅的、急功近利的文化热潮像海浪拍击海岸一样不时地泛起泡沫一样的浪花。很多人被浪头裹挟着成了下一轮的浪头。而崔健，可能是这一股股浪头退却之后依然伫立的一块坚硬的岩石。他在不屈从任何的压力的同时，他很幸运的是没有被什么浪头裹挟进去，他强有力地把握住了自己的方向。但同时，他也是一个“不幸”者。

90年代中国的流行音乐其实在本质上没有什么进步，进步的都是一些表面的东西，这些表面的东西在一步步被人们认可、接受，对于接受者来说，他们仅仅是商业操作的被利用者。人们的心灵只要满足这个商业的过程接受一种最终的结果便足矣──一种经过乔装打扮之后的结果：只知其然而不必知其所以然；只可知其表而不必知其里。人的思维在这些简单、方便的文化面前渐渐地形成了惰性。流行音乐的一步步繁荣，正是适应了这种惰性的结果，反过来，这些惰性的人正在创造这样的文化──一种像被用白开水稀释得无色无味无臭的文化。只有这样主流的、时尚的文化才能满足人们的浮躁心 态，可以走马观花而不必驻足反复品味。所以，《红旗下的蛋》在我们都愿意躺在温馨幸福的怀抱去唱着悲伤的歌曲的90年代里出现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崔健更坚定地说：“《一无所有》我没有和歌迷较劲，《红旗下的蛋》在和很多人较劲，包括我自己和我的听众，如果他们接受了，就接受，不接受，就跑了。我的下张专辑还是这样，不想偏离自己的方向。”

在90年代中国流行音乐经历的繁荣与萧条中，无论是繁荣还是萧条都已经显不出崔健了。人们一方面希望崔健也能和大家一起合唱，别那么个性，但崔健没有。另一方面，他们承认崔健是个摇滚歌星，是中国摇滚第一人，是中国的鲍勃· 迪伦。但他们不愿去面对他的音乐，他们希望崔健像个斗士一样杀在最前方，别人像鸭一样伸长了脖子在旁边看热闹。他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每一天都在惹麻烦的健，并以此津津乐道或幸灾乐祸。这样，崔健的人格才会有魅力，他才是一个英雄，同时也可以刺激、丰富自己的平淡无聊的生活，而不必去他的音乐中去改变、刺激自己无聊的生活。一旦崔健没有按人们的意愿去做，就注定崔健被冷场。于是崔健老了，崔健落伍了，崔健这面摇滚旗帜到底能打多久的论调便出现了。当崔健平静地去面对现实和自己的音乐，再一次超越他人和自己的时候──他却落伍了？

（五）

就像崔健不会再穿上那件绿军装一样，他不会再重复去表演他的历史，他只能迎着风向前，他的歌词越来越深刻，他的音乐越来越纯熟，就在人们怀疑和争论崔健的时候，他又把这些人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了。

面对这种论调，崔健又是怎么看的呢？他说：“所有认为我老的人都认为我的主题还是老的，可我们的环境还是一个老环境，别试图逃离这个老环境，给人一个新环境的假象。我的第一张专辑更抽象一点、平稳一些，受到各种情绪影响的人在这个专辑中都能找到一些东西，不像现在，我希望大家能跟我在一起，但这种变化只有我个人去完成了，还不能让更多的人去完成。我不想把自己抬到一个非常难堪的地位，我让大家失望的原因是我的东西非常个人化的，如果他们选择的东西不如我做得那么努力时，我会想自己做的东西不那么大众化，应该把听众拉回来，但后来我认为不应该这样。我想把自己的信息量增加， 让人们听到之后能感到安慰、刺激或打击。”

崔健在中国是扮演着一个摇滚乐拓荒者的角色，他所承受的压力和打击是任何一个中国摇滚乐手所没有过的。然而，他是最成功的。在他经历了这番艰辛之后说：“我是个既得利益者，这是因为各方对我的压制造成的，既然是个既得利益者，就应该多负一些责任，不应该让大家失望，努力去做一些东西，大家觉得我努力，不会认为我在吃老本，还会觉得站长作品里有推翻自己的痕迹。”

（六）

作为一个音乐家，崔健希望他能以他的音乐与听众交流，他甚至要抛开语言文字的限制去坚持他的音乐中心论。但他的愿望与现实的差距使他发出了“最后的抱怨”：

“大众音乐发展速度太快，而社会没有给我们一个环境，音乐只给人们一种消遣，但没有上升到灵魂的高度上，没有给人一种判断，文字是一切的终极批判，但音乐不是，音乐是一种文化，但我们不重视忽视了听觉艺术。所以，在中国，听觉与视觉上极不平衡。

“因为国内的音乐在创作上有问题，给人在听觉上产生一种不信任感。不能单纯地把音乐当成一种陪衬去传达另外一种信息，现在宣传的西方古典音乐都是被文字过滤过的，失去了意义。如果摇滚乐像古典音乐那样，那么是很可悲的。

“社会对音乐家不公平，我们所听到的，看到的东西都是假象，谁来从正面去说？现在有人去说，不但没有帮助他们，反而在他们的音乐中挑三拣四，这是不公平的。

“我非常想把音乐做得'重'一些，人人都能去听，但这只是一个梦，我们所做的有理想的东西都是想美化自己的生活环境。听音乐，让大家都去听音乐，不用说太多的废话，听音乐也会有和平。我这样说本身就是一种病态，现在的环境太不正常了，被文字所污染。

"音乐是否会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功能？音乐是高级的娱乐形式，当你进入这个过程时，会知道它会解决什么东西。在对音乐不公平的环境中，很难对音乐产生公正的评判的，也就不知道音乐会解决什么。

“我曾经怀疑过，中国人是不是天生就这样不重视音乐？但后来被很多现实的东西所否定，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机会。当我们写出了好歌，证明了我们有这种能力，中国人真的有感觉，有美学上的感觉，只是被许多东西所压抑，这是一个对音乐不公平的年代。"

（七）

不管以后崔健穿什么样的衣服，崔健还是崔健，他也许会越来越让人们失望。现在，崔健正在他的那间地下办公室里筹划他的第四张专辑，他要在这张专辑里加进MIDI，他要让自己的音乐更Rap化，明年，他会拿出他的这张全新的专辑──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