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青春事，总是上心头——Grunge乐队群英谱

别惹菠萝蜜

我清楚地记得，1996年，柯特（Kurt）自杀两年之后，我听到了“涅槃”（Nirvana），知道了Grunge。之后慢慢熟悉了西雅图的音乐英雄们，书柜里到现在还摆着成套的“小妖精”（Pixies）和“石庙向导”（Stone Temple Pilots），更不用说大名鼎鼎的“涅槃”了。他们曾经伴随我走过了无聊烦闷漫长的青春期，我对这些鬼佬竟是那么地熟悉，就像熟悉我的初恋情人一样。但是，现在我对这些人这些事情竟然越来越没有把握了。我怀疑我是不是真的还记得他们，我怀疑那些和我一样曾经被他们鼓噪得热血奔流的青年是否还记得他们。我们是不是像艾特玛托夫的《一日长于百年》中由于酷刑而不记得任何事情的“曼库特”一样在现实的压榨之下忘记了那些远去的身影了呢？不然的话，当2002年的4月20日，莱恩·斯塔利（Layne Staley，爱丽丝囚徒乐队主唱）乘着毒品的翅膀飞向他自己的天堂的时候，又有几个人如当年对待柯特那样去纪念？没有，连一点伤感也没有，即使在Grunge的大本营西雅图也没有多少声音。当年的那些愤怒青年似乎一下子消失了，消失在世态炎凉的工业社会里了，消失在了健康的生活、繁忙的工作、蓬勃的事业和美满的家庭之中了，消失在大电视、洗衣机、车子、CD、电动开罐机、低胆固醇和牙医保险、定息低率贷款之下了，消失在五光十色光怪陆离催人泪下鼓舞人心却又与己无关的娱乐光环里了。而当彼岸Grunge的军旗在西雅图轰然降下的时候，在另一边的中国，在这个把Grunge等同于“涅槃”的国家中，我们却要正经八百地去大张旗鼓地回顾一种已经灭绝的精神景象，这是一种滑稽还是一种悲壮？
该如何开始我们的回忆呢？或者说，该如何重新讲述这个故事？我想，给“涅槃”捧臭脚的应该不缺我一个了，而在“涅槃”之外，在柯特的光辉之外，还有很多很多，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去浏览“涅槃”之外更为广阔的Grunge世界。

黑色旗帜
沿着Grunge世界的道路可以追溯到1977年朋克运动熄火后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一个说话迟钝但却有着敏锐的商业意识和深厚音乐基础的叫格雷格·吉恩（Greg Ginn）的年轻人毕业后组建了一支叫作“黑旗”（Black Flag）的乐队。这支乐队不但继承了英国朋克的所有特点，而且比英国佬玩得更生猛，更凶悍。在乐队把专辑样带送往各家唱片公司的时候，却得到了一个相同的结果：闭门羹。一怒之下，“黑旗”自己凑钱，在1978年成立了SST公司。而在SST的黑色铁旗之下，也聚集了美国硬摇滚（Hard Rock）和硬核/后硬核（Hardcore/Post-Hardcore）的精英。成为了硬摇滚阵地里急先锋的他们是：“声音花园”（Soundgarden）、“音速青年”（Sonic Youth）、“肉偶”（Meat Puppets）、“后代”（Descendents）、“民兵”（Minutemen）、“恐龙二世”（Dinosaur Jr.）、“坏脑”（Bad Brains）、“消防站”（Firehouse）、胡斯克·杜（Hüsker Dü）、“叫树”（Screaming Trees）等，这些日后声名显赫的人物在SST的保护之下最大程度地扩展了自己的音乐领地。这些乐队共同的特征在于，不但坚持硬摇滚的路线，还大胆地探索和实验，几乎没有一个乐队愿意停留。一路狂飙猛进之后，音乐变得越来越狂躁，越来越有攻击性，而大多数乐队的学习手册里都记着这三个名字：“黑色安息日”（Black Sabbath）、“傀儡”（Stooges）、“地下丝绒”（The Velvet Underground）。而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乐队不但有“音速青年”，更有来自西雅图的“声音花园”和“叫树”。“声音花园”和“叫树”走的是不同的路线，一个是带些布鲁斯，带一些冷幽默，另一个则更硬一些，更古怪一些。作为一支地下乐队，“叫树”是幸运的，他们是第一支签约主流大公司的西雅图乐队，不知道当时Epic的老板是出于什么考虑，可能是听着“叫树”像是一支金属乐队。不过“叫树”的好日子没几天，他们从成立到解散就一直停留在圈内认同的阶段，始终没有像同一时期的“声音花园”和“恐龙二世”那样取得很好的商业成绩。

黄金时代
Grunge音乐的风行，独立唱片公司“地下流行”（Sub Pop）是功不可没的。“地下流行”公司成立于80年代中期，两位创始人分别是布鲁斯·帕维特（Bruce Pavit）和乔纳森·普里曼（Jonathan Poneman），大本营就设在西雅图。到了1987年，在“地下流行”的带动之下，西雅图各乐队之间不断交互观摩影响，渐渐地Grunge的风格纹理越来越清晰了。在1987年这一年，“地下流行”就网罗了“讨厌鬼”、“绿河”（Green River）、“泰德”（Tad）、“声音花园”、“妈妈爱后进生”（Mother Love Bone）等在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乐队。在1987年的每一天，西雅图都有乐队在成立，这其中也有“涅槃”（Nirvana）。在旧金山的鲜花飘落20年之后，革命的火种终于在西雅图找到了接力者。但是，“地下流行”对待音乐的做法却显得有些拙劣。在Grunge音乐成形初期，他们利用限量发行等手段，使听众对某一个歌手或乐队的关心转向了对某一种厂牌或一个地域的关心，把“地下流行”的招牌打了出来。这样做确实为“地下流行”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是这种商业化的操作方法确实是对音乐和公司双方的伤害。许多年之后，当“涅槃”的专辑与单曲还在排行榜上独领风骚之时，“地下流行”却面临破产，不得不把49%的股权卖给了华纳公司。许多人送给布鲁斯·帕维特和乔纳森·普里曼的就是两个字——“活该”！

我们当然不能忘了那个叫阿伯丁的小镇。这座小镇距离西雅图只有几百里，本来以钢铁出名，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阿伯丁进入了长期的衰落之中，失业的阴云笼罩了整个城市。而到了90年代，小城里长大的孩子们发现，现在连大学毕业生都很难找到工作，即使有工作，也很难买到房子。于是这一代的年轻人认为自己的生活不及他们的父辈，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想念大学，认为与其拥有一份毫无意义的正式工作，还不如去自杀。于是在这个自杀率全美最高的地方，这些对生活、家庭和社会失望、厌倦至极的年轻人聚到了一起，音乐成了他们的精神寄托。他们一起听着“黑旗”和“黑色安息日”，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愤怒。这个时候，在同一个学校念书的巴兹·奥斯本（Buzz Osbourne）和戴尔·科罗维（Dale Crover）组成了“讨厌鬼”（Melvins）乐队，而他们把自己的音乐称为Grunge，这个词在英语中的原意是“邋遢、肮脏、贫困”的意思。反抗的火在地下一点点地燃烧，而似乎从一开始，Grunge就为自己制定了一个自毁自弃自我攻击的行动方式，从一出生，他就昭示了自己的死亡。

作为一个先锋者，巴兹·奥斯本和他的“讨厌鬼”就不是很招人待见，几乎没有任何公司和他们签约。不过他们倒是在西雅图的青年圈子里混得很不错，巴兹·奥斯本甚至得了个“Buzz皇帝”的外号。作为一支老资格的乐队，“讨厌鬼”对Grunge的最大贡献与其说是在音乐上的，倒不如说是对整个西雅图地下音乐圈的精神支撑上。有很多摇滚青年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跑东跑西，这些小年轻受到了“讨厌鬼”的点化，纷纷组织了乐队，和巴兹·奥斯本同一个小学毕业的柯特·科本（Kurt Cobain）也是其中之一。正是在巴兹·奥斯本的介绍下，柯特认识了贝斯手克里斯特·诺瓦塞里克（Krist Novoselic）。在西雅图，很快聚集了很多乐队，整个西雅图越来越成为全世界愤青的总部。说起来奇怪，西雅图这个在小资男女心中以恶俗温情的中产阶级电影出名的城市竟然成了Grunge的大本营，因此，从一开始，Grunge就向美国的价值观、传统的伦理道德与音乐形式发起了直接的挑战。

而早已声名在外的“声音花园”和后起的“爱丽丝囚徒”（Alice In Chains）似乎不属于纯粹的Grunge乐队，因为他们的音乐中重金属的音乐元素一直占有比较大的比重，这可能和苏珊·希尔维（Susan Silver）一人担任两支乐队的经纪人有一些关系，但是“爱丽丝囚徒”似乎更草根一些。在莱恩·斯塔利手中的“爱丽丝囚徒”表现出对西雅图阴暗面独特的兴趣，这和有着大师风范的“声音花园”明显不同。

“蜜浆”（Mudhoney）也是早年活跃于西雅图的非主流乐队之一。1988年，当“涅槃”乐队还在地下驰骋的时候，“蜜浆”的首张单曲唱片《触摸我我病了》（Touch Me I'm Sick）就已在“地下流行”旗下推出，并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以后，“蜜浆”又分别于1988年和1991年推出EP《Superfuzz Bigmuff》和专辑《每个好男孩都该得到奶糖》（Every Good Boy Deserves Fudge）。应该说，“蜜浆”是这批乐队中最早彻底脱离重金属加盟朋克阵营的一支，其音乐中时时爆发朋克式激情，主唱如同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大门乐队主唱）鬼魅附身一般，以肮脏的嘶吼装点着前朋克时代的粗陋录音氛围。

“珍珠酱”（Pearl Jam）这支几乎被所有人看作堕落的代表的乐队，其实他们是最冤枉的人。从一定意义上讲，“珍珠酱”是西雅图音乐在不到20年里大起大落的见证人。当杰夫·阿曼特（Jeff Ament）和斯通·歌萨德（Stone Gossard）在“绿河”（Green River）中“游泳”的时候，柯特·科本还在维斯堪河（Wishkah River）泥泞潮湿的桥洞之下钓鱼睡觉；而当所有的Grunge乐队都在反复练习噪音的时候，这两人却躲在“妈妈爱后进生”里实验自己的重金属加朋克。好在他们总算赶上了Grunge大井喷的时间，一张《十全十美》（Ten）一张《VS.》就敢跟“涅槃”分天下。于是，他们挨骂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说，“珍珠酱”是Grunge中最商业化的乐队，是对商业的妥协。这实在是个笑话，整个Grunge不也正是被主流吸收的餐桌调味料吗？几乎没有一个Grunge乐队能跟商业彻底划清关系，Grunger们最后发现，反抗了半天其实还是在人家的掌心之中翻跟头，Grunge不过是朋克与商业结合的畸形儿。这让人万分沮丧。若不是这样，柯特为什么要自杀呢？说句过头的话，假如“珍珠酱”先出道，假如斯通·歌萨德也自杀一把，那被捧为神的还不知道是谁呢！

“恐龙二世”和“音速青年”则是另一对从差不多的起点出发最后发生巨大分歧的乐队。当然，这样的例子还应该包括著名的“涅槃”和“珍珠酱”的大战。如果再算上经常发生在诸如“简的嗜好”（Jane's Addiction）和“叫树”内部的打架斗殴，我们就会发现，Grunge的内耗是何其严重。作为一场音乐的革命，Grunge其实也是一次“转过身的继承”。当Grunge吸收了太多的音乐形式，又加诸在激烈的音乐形式之下，内外的矛盾激化是不可避免的。可能也正是在如此强烈的个性碰撞之中，Grunge才混合着荷尔蒙的味道散发开来，这似乎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Grunge的中坚们到了中年就显得一个比一个没脾气，大概是把年轻时候的火都发完了。

让我们把目光离开西雅图，来到1986年的波士顿。大学生布莱克·弗兰克（Black Frank）是一个对外太空宇宙感兴趣的家伙，他劝说他的大学室友乔伊·圣地亚哥（Joey Santiago）一起组建一支乐队；在一个音乐招聘广告上他们又找到了女贝斯手金姆·迪尔（Kim Deal）和鼓手大卫·洛弗（David Lovering），于是乐队开张了。而当他们靠自己的18首歌把4AD老板伊弗·瓦特（Ivo Watts）拉到波士顿后，撕心裂肺般的吼叫和暴戾饱满的吉他噪音就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虽然这支乐队由于内部的矛盾在1993年就解散了，但是他们对整个Grunge的影响却是十分巨大的，在他们之前，西雅图的乐队还停留在缓慢滞重的“黑色安息日”阶段，正是他们将吉他融合进了噪音，把旋律与噪音做了完美的结合，同时也让很多人开了窍。虽然他们不能称得上是Grunge音乐，但是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们的名字叫做“小妖精”（Pixies）。

“简的嗜好”（Jane's Addiction）也是值得一提的。这支洛杉矶乐队带给人们具有煽动性的音乐，和“蜜浆”（Mudhoney）一起为Grunge的出头奠定了基础。虽然“简的嗜好”在1991年即宣告解散，但在2003年又重组并发行了新专辑《漂泊》（Strays），由乐队主唱发起的在当年可谓另类文化和音乐的狂欢节的“俊杰”（Lollapalooza）音乐节也在停办12年后重新开张，这真有点吊起了那些还保留了Grunge记忆的乐迷们的胃口——Grunge会不会回潮？又或者只是一次回光返照？那就走着瞧好了。而纽约的“钢盔”（Helmet）则在“音速青年”、“致命玩笑”（Killing Joke）和“巨黑”（Big Black）的影响和感召下凭借1992年的首张突破性专辑《Meantime》作出了对西岸Grunge同行的回应，成为了东岸Grunge的代表。

还有“耶酥蜥蜴”（Jesus Lizard）和“阿富汗辉格党”（Afghan Whigs），这些车库朋克（Garage Punk）的传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也都在Grunge大潮中成为了弄潮儿。当然还要算上自恋狂比利·科根（Billy Corgan）和他的“碎瓜”（Smashing Pumpkins），戴夫·格罗（Dave Grohl）和他的“喷火战机”（Foo Fighters），迪安·德里奥（Dean DeLeo）和“石庙向导”（Stone Temple Pilots），这些被看作是后Grunge乐队和有抄袭嫌疑的委屈孩子的存在让Grunge得以在柯特死后衰落的时势之下缓上一口气来。但是，无论是谁，都拉不住Grunge衰落的脚步了。

所有这些乐队在1991年11月15号到1994年4月5号之间过了一段幸福时光。这之后，一切刚来临就逝去了。

此外，在男子Grunge乐队之外的L7、“洞穴”（Hole）、“玩具王国的宝贝”（Babes In Toyland）、“比基尼杀戮”（Bikini Kill）、“饲养员”（The Breeder）之类的女子Grunge乐队和为对抗美国Grunge而在英国复兴的“污点”（Blur）、“绿洲”（Oasis）、“收音机头”（Radiohead）因为更具有商业价值而延长了Grunge的存活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女子Grunge乐队更加关注政治问题，她们对政治的介入是超出想像的。凯思琳·汉娜（Kathleen Hanna）和柯妮·拉芙（Courtney Love）就是女子Grunge这枚硬币的两面。在硬币的翻滚之中，目的似乎已经不再重要，形式比目的更重要。不过，时至今日，当听到柯妮·拉芙那大粗嗓门的时候，我还是非常激动。显然，这和她狼藉的声名无关，也应该和她死去的丈夫无关。而英国的乐队更接近小型甜品和下午茶，中庸永远会比激进有市场，这就是规则。假若不是有“耶酥玛丽链”（Jesus And Mary Chain），恐怕英国音乐人在美国同行面前是站不住脚的。这种单纯的比较是无意义的，他所能带给我们的只能是脱离音乐的类似于流行音乐迷那样对自己偶像的追捧和对别人的打压。当年我们如此做过，今天再回头来看，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

远去的传说
当莱恩·斯塔利继续着Grunge的高死亡率，当“石庙向导”也终于解散，当西雅图不再是Grunge的首都，Grunge的故事似乎也就告一段落了。有朋友说Grunge不过是一次回光返照，也有人说Grunge是上个世纪最后一次音乐革命。我不知道哪种说法是正确的，我只知道，仅仅过了10年，我们就几乎成了曼库特。这一次，没有人逼我们，我们是自愿的。而那过往的青春，那些远去的背影，也许终将和我们年轻的轻狂和热情一起被尘封起来。

我爱劳改

是啊  那些无法释怀的经典